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创造了伟大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仅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下简称“两个奥运”）奏响了团结、友谊、进步的乐章，架起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必将有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总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

　　“胸怀大局”，就是心系祖国、志存高远，以为国争光为己任，以为国建功为光荣。“两个奥运”期间，建设者发扬工匠精神，办赛人员严谨专业细致，医疗防疫人员筑牢屏障，运动员夺金时振臂高呼“祖国万岁”……这一切的团结、坚守、拼搏、奉献，都源自内心深处的胸怀大局，源自勇担使命的精神支撑。“冬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织，充分彰显出中国人民“胸怀大局”的爱国情怀，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自信开放”，就是雍容大度、开放包容，以热情好客展现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善，以文明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四场开闭幕式上，中国结、迎客松、雪花主题歌，将中华文化的瑰丽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冬奥村内，“福”字当头、灯笼高挂，传统习俗演绎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饺子、豆包、馅饼与正宗西餐中西合璧、“美美与共”。“两个奥运”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的和合共生，展示出中国“自信开放”的大国气象。

　　“迎难而上”，就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为了胜利勇往直前。冬奥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勇于挑战、奋力拼搏、突破极限。他们的无畏、坚韧和执着，生动诠释和完美践行了奥林匹克格言、残奥运动价值观和中华体育精神。冬奥筹办过程中，广大建设者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创造了“雪飞燕”“雪游龙”等一批优质、生态、人文、廉洁的冬奥精品工程。这些都是北京冬奥“迎难而上”的充分彰显。

　　“追求卓越”，就是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不断突破和创造奇迹。与赛场上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相对应，赛场外212项技术落地、33项首次使用的冬奥“黑科技”，无不展现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东道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安全和保障。对此，有外国运动员表示：“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国际奥委会主席由衷称赞道：“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这种“无与伦比”，正是北京冬奥“追求卓越”的完美体现。

　　“共创未来”，就是坚持“一起向未来”和“更团结”相互呼应，向世界发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呼唤。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于东京通过决议，决定在原有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同年9月17日，北京冬奥会对外发布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传递出14亿多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未来的美好期待。“一起向未来”和“更团结”，充分表明了北京奥运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如果说，“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在赛场上的目标和追求，那么“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则是它在赛场下的终极追求。“和平地团结在一起”，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曾说：“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不分种族、宗教和信念，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让世人和平地团结在一起。”现任主席号召所有国家都要认识到体育在“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中可以发挥的作用。长期从事奥林匹克运动传播的美国资深专家乔治·赫斯勒也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或者说奥林匹克运动的愿景，是通过体育将全人类团结在友谊与和平之中”。北京冬奥精神与这种奥林匹克精神完全相通相融，在大力倡导“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公平竞争、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极力主张“以文明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充分彰显了“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充分表达了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弘扬北京奥运精神，必将有力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

　　习总在2022北京冬奥会欢迎宴会上号召，“我们应该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北京“两个奥运”既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盛会，又是彰显中华文明的文化盛会。赛场内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贯穿始终，中华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交相辉映。从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各出其源、各有所本，但又高度契合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相通相融。

　　一是以和平美好为建设旨归。古代奥运会是城邦之间进行的竞技赛会，也是祭祀神的赛会，奥林匹克的神圣休战实际上是古希腊人渴望和平的一种体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运动会，其宗旨可高度概括为“和平、友谊、进步”，这与习总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相通。2017年，习总在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著名演讲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以说，无论是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还是现代奥运会的团结、绿色等理念，都与习总倡导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价值理念高度契合，都以建设和平美好的世界为旨归。

　　二是以尊重包容为精神内涵。奥林匹克文化倡导在运动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顾拜旦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曾发出呼吁，在多样性中找到团结，并在赛场上相遇，这是所有国家不分文化、宗教、种族或差异建立相互尊重的重要一步。奥林匹克运动增进了人们的了解和理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包容与尊重。习总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尊重、包容发展为精神内涵，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历史、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求同存异。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可以说，在尊重包容的精神内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奥林匹克精神完全相通，并无二致。

　　三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公平公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和所有体育竞技运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奥运会坚持公平竞争、规则至上，弘扬体育道德规范，持之以恒地反对兴奋剂及赛场内外的不正之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追求，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理念。习总明确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要营造公道正义的国际格局，推动形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是以团结合作为解决路径。团结合作是奥林匹克运动实现其宗旨的路径。国际奥委会主席表示，“用体育使世界更美好始终是我们的目标，而团结则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动力”，这是人类变得更好的途径。因其如此，国际奥委会才决定把“更团结”增添到奥林匹克格言中。“更团结”，某种意义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跨越分歧、团结合作、休戚与共。习总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由此可见，团结合作，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实现其目标的路径，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路径，可谓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总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大势而提出的科学理念。它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也必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汇了包括奥林匹克精神在内的世界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智慧，而且是人类智慧。它植根中华文化，融汇了包括奥林匹克精神在内的世界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北京冬奥会上，无论是开幕式上的“雪花”汇聚，还是吉祥物“雪容融”的背后内涵，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的人类共同价值。可以说，“两个奥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汇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正如习总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的：“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光辉典范，它“呼吁人类从多样性中找到统一”，倡导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充分表明，只有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互鉴，才能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来源，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凝聚起日益广泛的国际共识。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下文明观的一种超越。它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霸权”，共同构建和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时代的科学判断。当前，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全球疫情下的国际社会局势复杂不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精准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时代潮流、基本理念、未来方向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必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总之，“两个奥运”的成功举办，展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完美交融。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传承奥林匹克文化，融汇世界各国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会勃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成为更深刻意义上的世界智慧。

　　（作者：唐洲雁、刘本森，均系山东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系中宣部委托课题“新时代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