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文化研究中国古代体育地名不仅是地域方位的符号，更是传统体育文化的折射和活化石。探寻中国古代体育地名的文化渊源，挖掘其文化特征和文化功能，并由此分析它的现代价值，对传承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及推进现代体育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渊源于武举体育活动、渔猎活动、军队体育活动、民间娱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活动器械、武士名称、王宫贵族观赏与竞技体育等七个方面，具有延续性、多样性、地域性等文化特征，发挥着历史记忆、文化传播、文化联想等文化功能。我们应该保护和传承好宝贵的古代体育地名文化，使之发扬光大并赋予其现代价值。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地名并非一般意义的地域方位符号，它承载着历史，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结晶。地名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通过地名我们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我国古代体育活动从古代先人们劳动生产中独立出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活动。随着体育文化活动对人们生活的深入影响，这种文化烙印逐渐反应在地名当中。本文是以清末民初之前出现的与体育文化活动相关的地名作为研究对象，阐释地名的渊源，探讨其体育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由兵部主持武举考试，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国家大力提倡，且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武举考试吸引了大批民间习武者。武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为求功名，许多人走进了习武之门，并且世代沿袭，这对古代尚武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武举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三元巷是明嘉靖间武举状元尹凤居住地，尹凤武学过人，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获三个第一，这种连中“三元”的武举考试极为罕见，出于对尹凤武学的敬重，人们就把尹凤所居之巷，称三元巷。北京东城区东南部的武学胡同，因明朝在此地设武学供当时武生科考学习而得名。南京的科巷，这个“科”其实指的就是武科举，这里以前是武科营盘驻地。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有一旗杆村，其村名源于一位习武求取功名的人。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好武之人，为求取功名多年参加武举考试，终于考中举人，欣喜之余在家门前立一旗杆以名，旗杆村由此得名。河南商丘有个黑刘庄，清乾隆年间武举人刘某外号“黑旋风”在此建村，人称黑旋风刘庄，清末简称今名。

　　渔猎文化活动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与军事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渔猎文化中的体育活动既愉悦了身心，又锻炼了生产技能，尤其田猎活动，它不但可以健身娱乐，培养团结合作精神及协同作战的能力，而且能够让参与者练习骑射、演练技战术，提高指挥队伍等实践技能。渔猎体育活动在我国古代体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地名中反应出来。河北省北端的围场县得名于狩猎，清王朝进关后，一些达官贵人，在秋分节气前后，在这里用口吹木制之“哨”，模拟公鹿的呼唤声，以引出母鹿及其他动物来，然后围猎。满族人称为“Muran”，汉语音译为“木兰”，意译为“哨鹿围”。1681年在此正式设立木兰围场，此后“木兰围场”便成为这块土地的名字，今天成为围场县。北京朝阳区的北苑因临近古代皇家游猎的“北苑”而得名。位于北京海淀区中部的莺房，因清代这里训养莺雀为御园“打围”之用而得名。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南部的钓鱼台，因金章宗经常在此钓鱼而得名。

　　热兵器时代以前的战争，作战主要是近距离搏斗，甚至是徒手厮杀，士兵的体能和技击能力对战斗的胜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开展军事体育活动提高将士作战能力是古代军队的必修课，习武也就成为我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河南省修武县，商代名为宁邑，周武王伐纣时经过此地，时遇大雨，三天不止，遂在此修兵练武，后将宁邑改名“修武”，于秦代置修武县。北京市宣武区西北部的校场口胡同，因军队演武、操练而得名。位于浙江省三门县的健跳镇，健跳之名，即含将健兵勇活跃蹦跳之意。重庆市渝中区的“较场口”是明清时期阅兵操练处。在西安城内西北角的“习武园”曾经是清代的一处阅兵练武场所。四川省乐山市的演武街、较场坝，还一些城市中的东较场、西较场、南较场、点将台的命名都是与军队体育活动有关。

　　我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在民间非常活跃，且种类众多，它对地名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京的“斗鸡闸”，位于鼓楼广场西南地区，在学北园。南北朝时，斗鸡闸所在地是斗鸡娱乐的地方，因此而得名，现只剩一座小楼。幽兰巷是苏州城区中部的一条街巷，原名勾栏巷，勾栏者，旧时围栏搭棚，以供百戏杂剧演出场所，后作幽兰巷。隶属于南昌市西湖区瓦子角街道办事处管辖的“瓦子角”也是地名，它指的是一个大概的区域范围，公交车在那里设立的站名叫“瓦子角”。“瓦子角”得名于宋代，“瓦子”又称“瓦肆”，“瓦舍”原本是“百戏杂耍”之地。南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解释说：“瓦舍，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其大意是说，百戏杂耍艺人们在一特定的露天平坦之地表演，以此谋生，演出的时候，观看的百姓们都聚拢过来，表演结束时，又一起散去，就像是瓦片粉碎时分散开来，因此，称之为“瓦子”或瓦肆”。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的“龙船巷”位于回雁峰下，据记载，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此地建起了一座龙王庙，每年的端阳佳节，城中官员百姓，相聚于此，观看赛龙舟。每年端阳节，在龙王庙前举办龙舟竞渡逐渐成为此地一项重要活动，后来此地名为龙船巷。

　　我国古代体育活动与运动器械紧密联系在一起，运动器械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贵有贱，形形色色凝集着古人的智慧，映射出历史文化。我们从地名中能看出古人对体育活动器械的重视。“弓箭坊”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升州路南侧，原为弓匠、箭匠两坊，后合称。史载，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吴国迁都建业(今南京)后，为了满足当时作战、狩猎、习武等活动消耗大量的弓箭需求，在此设立了制造弓的弓匠坊和制造箭的箭匠坊。这就是整条街都生产弓与箭的原因，弓箭坊之名也由此而来。坐落在天津老城厢西南角的“弓箭胡同”始建于清代，因有制造弓箭兜囊的作坊而得名。成都有一街道名为“镋钯街”，曾是古大慈寺僧人练武放置古兵器“镋钯”的地方，后因此为街名。“象棋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建村，后成圩(即集市)，因地形似象棋地，故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象棋运动对古人影响之深。

　　武士在我国古代泛指习武练兵之人，有许多赞美武士的美称，如大力士、勇士、神射手，等等，这表达了人们对习武之人的尊敬与钦佩，这种敬慕也影响到了地域的取名。我国北方齐齐哈尔市旧称“卜奎”。卜奎，文献资料中也写作卜魁、布库、伯克依等，在蒙古语中，卜奎是“大力士”、“摔跤手”的意思。现齐齐哈尔市还保留许多叫卜奎的地名，如“卜奎大街”就是一条历史悠长的主要街道。“科尔沁草原”位于内蒙古东部，地域辽阔，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科尔沁”，蒙语意为“弓箭手”。“八宿县”隶属昌都市，位于自治区东部，“八宿”藏语意为“勇士山脚下的村庄” 。成都市主城区有个“武圣街”，历朝历代在此祀典不同的武将代表人物，尊他们为武圣，如姜太公、岳飞、关羽。

　　王公贵族的体育活动对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贵族体育在古代体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延伸到千家万户。东汉明帝时(公元57年至75年)，皇家在今天的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平乐村建起了富丽、宏伟的平乐观，供王公贵族观赏百戏表演，这也是最早的百戏演出专业场所。东汉官员李尤著的《平乐观赋》对当时“百戏”的演出情景有很精彩的描述，如实地反映了东汉时“百戏”演出的生动情景，李尤的《平乐观赋》是研究我国古代“百戏”的珍贵资料，现在，“平乐”成为了孟津县的一个地名——平乐镇。位于北京莲花池东路的“小马厂”，它的地名由来也与王公贵族的体育活动有关。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后，蒙古人把跑马比赛也带到了元大都，并在其附近建立了多个跑马场，成为王公大臣们、驯马的活动场所，今天的小马厂就是其中一座跑马厂的原址。因为王公贵族的喜好，一直到清代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至1874年)，这里的跑马、活动都未停止过。1911年前后，在昔日的跑马厂一带兴建了一座比跑马厂规模小了许多的场，主要用于西式的马术比赛，后称小马场，谐音为小马厂，这就是小马厂地名的由来，它忠实地记录了此地活动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古代体育地名与古代体育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代体育地名承载着古代体育文化，体育文化依附着地名这一载体。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战国以后至清代后期呈现长期的延续性，从没有中断过，在历史潮流中，一直以雄浑的气势不断地发展，虽然有的体育项目因历史原因消亡了，但它的娱乐、健身、教育等功能又被另一个新兴的体育项目所继承。古代体育地名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产物，它忠实地记载着古代体育文化，随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各类体育地名也在不断地演变与发展，虽然有的体育地名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改造、被废除，但新的体育地名又不断产生，保持着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并积累着延续不断的丰富内涵。

　　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体育地名作为体育文化的载体，自诞生之日起，承载着历代形成的体育文化。体育地名的由来种类繁多，如，民间体育活动而来的地名、军队体育活动而来的地名，渔猎活动而来的地名等展现了古代体育地名由来的多样性。就文化表现形式而言，每一体育地名的由来涉及了体育历史时间、体育历史人物、体育历史事件、体育历史传说、体育思想情志等多种表现形式。每种表现形式又呈现出多样性，如在体育地名文化承载的体育历史人物中，以君王、将军、士兵、平民等不同人物，展示了体育历史人物的多样性。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承载的不同的民族区域体育文化，更是色彩缤纷、各具特色，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成为体育地名文化多样性的具体写照。

　　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生存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域环境产生不同的体育文化活动。北方草原辽阔，人们善于骑马、射箭。南方气候温和J9九游会官方网站，江河众多，居民善于游泳，热衷赛龙舟等与水有关的体育活动。藏族地区的民族善于攀登，喜爱登山、赛牦牛等传统体育运动。东北生活的满族先民善于滑冰、滑雪等与冰雪有关的体育活动。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体育文化形态的地域差异，这也是造成体育地名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同时，社会经济发达繁荣的地区，人民生活稳定，有较多的闲睱时间，可以较多地从事体育文化活动，进而促进了当地的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文化的兴衰直接影响着体育地名的发展。一般而言，凡经济发达地区，这里的体育地名较多，且分布密集，如西安、南京、北京等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其古代体育地名较地区多且密集。从另一方面而言，某个地区古代体育地名的多少也能反应出某个地区古代体育文化的兴衰。

　　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产物。当某一项体育文化活动或某一个体育文化人物在人们心中超越了其他文化的影响时，与其相关联地域就很有可能受其影响，而当某一地名的产生与文化联系时，它即成功的被地名所录用，成为体育地名。虽然部分体育地名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改造，甚或被废除，但新的体育地名不断产生。还有许多体育地名从诞生起世代沿用，一直延续传承至今。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产生的各类体育地名，无论消亡，还是延用，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先民创造与发展体育文化的各种成果。我国古代体育地名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体育文化内涵，其悠久的历史揭示了古代体育文化的脉络，见证了体育文化的兴衰与发展。我国古代体育地名的历史记忆性，使体育地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成为体育历史的见证。

　　我国古代体育地名承载着古代体育文化，后人可以通过体育地名来了解、研究当时的体育文化活动，这些古老地名成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见证。体育地名作为体育文化的载体，向国内外传播，展示着内涵丰富、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地宣传的品牌，体育地名发挥着传播功能，它向游人展示与传播着古老的文化。同时，借助于文字、图形、符号、声频和视频等手段把地名信息焙烧于陶土上、铸雕于金石上、印刷在纸张上、录制在唱片上、存贮在磁带等各种载体上，直接或间接地将体育地名文化信息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传递、在更久远的时间内流转。体育地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其他文化载体所不及的独特传播功能。

　　体育地名可以在人们头脑里引起丰富的文化联想，获得与该体育地名文化有关的某种特殊信息。当我们看到或是想起它们，不仅仅只是记忆中的街和巷，更是因为它们承载着文化，它已经超出了其所指的地名，具有丰富的情感意义。“武圣街”使人们联想的是一个正气千秋、对国以忠、待人以仁、作战以勇的武圣人完美形象，它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包含了人们效仿与敬仰之情。“龙船巷”使人联想起湘江波翻、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健儿奋争、龙舟竞渡的情景，心中此景让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充满着豪情。具有联想功能的体育地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经超出了其所指代地域方位的作用，它被大大的升华了，它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

　　保护是传承体育地名文化的前提和保障，然而，现实中随意更改与人为消除具有丰富文化的古老体育地名时有发生。如，浙江省海宁县老城区硖石河西街，在北关桥南、耶苏堂隔壁，从前有一条里弄，名为“投壶弄”， 因古时曾在此进行“投壶”游戏而得名。随着社区的改造“投壶弄”地名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我们只有在《海宁县地方志》还能看到这个已经消失的地名。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铲除，地名便成为一息尚存的历史，倘若将地名再删去，它将失去了承载文化信息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该地名文化的毁灭，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因此，只有加强地名文化的保护，保持其文化价值，才能发挥其载体功能，传播文化信息，使体育地名文化得以传承，让其绽放光芒。

　　我们弘扬传统体育地名文化的立足点，应以推进现代体育地名文化发展为基础。用现代发展的思维探讨传统体育地名时，传统的体育地名文化中有生命力的精华就被植入现代的体育地名之中。因此，我们应将传统、现在与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尊重地名文化的历史，通过继承和创新，推动现代体育地名文化的发展。例如，江苏省宿迁市的“霸王举鼎广场”是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它传承了本地历史文脉，它也是人们要求把根留住以及传承这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精神的一种体现，这将成为宿迁大地上世代相传的无价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