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9九游会官方网站生也沙丘死也沙丘：1964年焦裕禄去世兰考人民披麻戴孝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夏天的洪水淹了30万亩庄稼，秋天的盐碱又碱死了10万亩庄稼苗。

　　位于黄河南岸的兰考，源自过去的兰封和拷城。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这才有了兰考的县名。

　　只是，这风沙、洪水和盐碱的灾害，从来没有像1962年这么严重，以至于当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横贯兰考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上，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还有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以及盐碱地上在寒风中抖动的枯草，除了外出逃荒的人，连一个劳作的人影也不见。

　　这个时候，整个兰考县的工作，除了发统销粮就是救济棉衣和烧煤，兰考县委实际上成了一个供给部门。

　　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的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继续工作。他们害怕长此以往下去，改变不了兰考的棉帽而犯错误。

　　40岁的焦裕禄，山东博山人，7岁上学，10岁那年家乡遭遇灾荒，11岁的焦裕禄退学，除了在家种地，农闲时还到煤窑做工。

　　而日军占领博山后，家中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焦裕禄19岁那年秋天，因为一年的收入还不够给日伪纳粮交款，而第二年年初焦裕禄还要结婚，终日愁闷的父亲上吊了。

　　第二年夏天的一天早上，焦裕禄刚出门就被汉奸带领的日军抓了个正着，先是关进了县城的的宪兵队，随后又被送到了当地的煤窑挖煤。

　　1943年6月，焦裕禄趁机从煤窑逃了出来。而躲避了两个月回到家乡后，村里的汉奸以他没有良民证为名，将他抓到了汉奸队。

　　可是，在卖兵的路上又被日军抓去，被押到辽宁抚顺做苦工。后来，焦裕禄设法逃出来后，一路扒火车流落到了江苏宿迁，乞讨到宿迁一个叫双茶棚村时，给地主胡泰荣家当了雇工。在一头是猪窝一头是牛草的小棚子里，一住就是两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回到还没有解放的家乡博山。因为识字懂得一些道理，不久秘密加入了地下党。作为崮山区武装部的，焦裕禄带领民兵打游击，后来又担任山东渤海地区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的组长。

　　1948年，山东解放后，焦裕禄随南下干部队来到了中原。因为十分出色的工作能力，新中国成立伊始，被任命为河南尉氏县大营区委兼区长。

　　1953年，河南省委调焦裕禄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同年的6月，焦裕禄奉命参加了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的基础建设，并担任了临时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

　　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建成后，担任科长的焦裕禄，相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总调度长。

　　而此前废寝忘食地学习与通宵达旦的工作，焦裕禄早已经患上了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肝病。可焦裕禄却没有吭声，省委的组织部门就更不知情了。

　　在穷苦出身的焦裕禄看来，兰考有36万的人民，有烈士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会杀出条路，彻底改变兰考的旧面貌。

　　不大的兰考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要去外地要饭的百姓。而更多的人连火车票都买不起，准备冒死去扒来回拉运货物的火车。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格，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看问题高人一筹，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这让县委一般人有了主心骨。但是对改变兰考眼前的困难，许多人还是一时缺乏信心。

　　“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焦裕禄说：“对！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领导两个字。眼前的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一直谈到后半夜的两个人，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当夜的兰考车站，也是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

　　“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随后，焦裕禄又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用来鼓舞大家根治灾荒的干劲。

　　战争年代的兰考人民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战斗残酷的岁月，仅兰考一个区一个月内就有9名区长壮烈牺牲。

　　回忆到这里，焦裕禄敲着桌子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而焦裕禄也深知，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随后，焦裕禄先后组织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而此时，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已经悄悄发作了。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84个大小风口一个个查清，还编了号绘了图；1600个大小沙丘，也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上千条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和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如此规模的调查研究，让兰考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将治理三害的部署放在了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

　　而兰考的2574个生产队，其治理灾害的程度并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基层的积极性，又成了焦裕禄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自从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临时公路建设总指挥，尤其是担任尉氏县委处以来，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叫“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

　　这个“过电影”，主要是联系兰考的实际来思考问题。用焦裕禄自己的话说，“过电影就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而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每天夜里都闪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焦裕禄更加觉得只有“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是战争兰考自然灾害的唯一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焦裕禄于是发动县委一班人，再次下沉到老百姓中间，询问、倾听、观察治沙、治水、治碱的一些看起来土却行之有效的办法，让技术人员及时总结，县里及时宣传推广。

　　而在探索治沙、治水、治碱办法的同时，作为县委的焦裕禄，他更多的是给老百姓树立比任何办法都宝贵的信心。

　　每到一地，焦裕禄都会说这样的话：“三害压得我们兰考人民抬不起头来，不把这三害彻底，我们县委一般人死不瞑名目！”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后，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梁穗。而焦裕禄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绝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

　　1963年这一年，韩村人割了27万斤草，不仅养活了全体社员，还养活了8头牲口，买了7辆架子车。

　　1963年夏天，兰考又是一个多余的年份。秦寨村连续9天的暴雨过后，又突遇大旱的天气，厚厚的盐碱又露出了地面。

　　这时，秦寨村的村支书站出来说：“焦说了，不把三害彻底，他和县领导死不瞑目，我们秦寨村也决不能当龟孙！”

　　接下来的秦寨村，能干一天就不干半天，能挖一铁锨就不挖半铁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地啃，硬是将盐碱全部挖掉，到了秋天的收获基本可以养活自己。

　　赵垛楼村在夏季基本绝收以后，老百姓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和排水沟，一直苦苦奋斗到秋天，硬是卖了8万斤余粮。

　　双杨树村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却因为焦裕禄的到来而雷打不散，他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

　　焦裕禄十分感动之余，说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老百姓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向他们学习。”

　　1963年的深秋，兰考县委在冷冻厂召开了全县生产队干部的会议，焦裕禄将其命名为“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根治三害誓师大会”。

　　大会伊始，焦裕禄亲自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代表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就坐，让他们在万人的面前介绍经验。

　　最后，焦裕禄将四个村的经验集中总结为四句话，叫“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

　　从此，兰考人民也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颁发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这一年的初秋，兰考全境接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

　　焦裕禄的办公室里有一把藤椅，每当肝痛得厉害的时候，他就用手或硬东西压着肝部继续工作。日子久了，藤椅上生生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有一天，大女儿来看好久不见的父亲。看着父亲一边用墨盒顶着肝部一边工作，大女儿哭了，说父亲这是不要命了。

　　听见风雪声的焦裕禄，看了一会儿门外的风雪，突然对通讯员说：“这大风大雪里，乡下的老百姓住得咋样？牲口咋样？”

　　随后，焦裕禄喊来县委办公室主任，十分严肃地交待道：“我说，你们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大雪封门的时候，全体党员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走了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家庭。

　　走进一个叫许楼的村庄时，得知有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常年卧病，老大娘双目失明，焦裕禄捂着肝部说：“不看别人可以，但这两位老人必须看。”

　　老大爷噙着泪说：“是焦啊！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

　　不久，焦裕禄得到了报告，说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有许多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从小穷苦的焦裕禄，生活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和袜子，虽然补了又补，还是舍不得扔掉。爱人要给他买新的，他却说：“跟老百姓比一比，我穿得已经不错了。”

　　儿子说：“售票的叔叔要票，我们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是我爸爸。叔叔听后，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

　　焦裕禄非常生气，当即把全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又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县委一位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

　　焦裕禄更是格外关心县里的技术人员。他不止一次地说：“彻底根治兰考的三害，固然需要动员所有的力量，但关键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而技术人员就是科学技术源头。”

　　可1964年的开春，县里的一名骨干农业技术员因客观原因，要到地委行署的农业科研所工作。而此时，正是兰考急需用人之际。

　　焦裕禄对十分年轻的技术员，掏心窝子地说：“你是一名大学生，不简单哪！兰考这地方小啊，又遇到了灾荒，你去地委科研所工作的心情，将来学了更多的本领也是为农业、为农民服务，这我能理解。”

　　焦裕禄突然说道：“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兰考这个地方的，如果你有一天还想会兰考，我也会像送你一样，来火车站亲自接你。”

　　焦裕禄猛地站起来，边微笑边含着眼泪说：“我就说嘛，你心里舍不得兰考，我代表县委和全体老百姓谢谢你。”

　　人们发现，无论开会还是作报告，焦裕禄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扣子从来不扣，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

　　而一心扑在根治三害上的焦裕禄，对自己的病却还像以前一样不在意。通讯员报告了后，焦裕禄这才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焦裕禄到开封地委开会时，地委和行署专员都劝他住院治疗，而焦裕禄却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实在师离不开！”

　　通讯员回去后又报告了，于是县委背着焦裕禄去买来三剂，强行焦裕禄服下。可焦裕禄吃了这三三剂，说什么也让再买第四剂了。

　　一天，县委秘书张思义陪焦裕禄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走到半路时，焦裕禄的肝痛又发作了，疼得连自行车都蹬不动了，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

　　而焦裕禄肝痛得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公社看到这个情形，强忍住了眼泪，可话却说不出来了。

　　而焦裕禄还是没有停止工作。躺在病床上的焦裕禄，想起他日夜思考的根治三害的斗争，禁不住又心潮汹涌澎湃。

　　焦裕禄铺开了稿纸，很快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焦裕禄几次向送行的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大家都回去忙工作，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和大家一起工作。”

　　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焦裕禄又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求县委的同志好好工作，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他要详细听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果。

　　负责护送焦裕禄的赵文选，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你说什么？”

　　赵文选先是呆了一回儿，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医生也含着眼泪说：“焦裕禄的工作情况，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而癌症现在还是一个大难题。”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人赶到郑州去看他。而焦裕禄却不谈自己的病情，却赶紧问根治三害的情况：

　　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了？

　　有一次，焦裕禄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到时将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县委不顾焦裕禄看病前让他坚守岗位指挥抗灾的纪律要求，匆匆赶到了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讲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好消息，安慰焦裕禄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一时清醒过来的焦裕禄，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焦裕禄去世的那一天，在他病床的枕头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选集》，一本是《论党员的修养》。

　　不久，焦裕禄的遗体运回了兰考。追到会的那一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乡下的老百姓但凡是能走路的，也都赶到了下葬的黄河堤岸上。

　　而正当遗体下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突然齐刷刷地跪在了棺材面前，说什么也要再看一眼他们的“焦”。

　　1963年2月的一个雪夜，戴留柱跟随爷爷一道外出逃难，而到了兰考火车站却被冰凌扎破了腿，痛得嚎啕大哭。

　　等爷孙俩外流到了洛阳，戴留柱又患了急性肺炎，但当地的卫生院没有治肺炎的特效药红霉素。爷爷讲了在火车站遇到焦裕禄的经过，院长马上给焦裕禄打长途电话。

　　焦裕禄感谢院长关心灾民的同时，希望他设法找药给戴留柱治病，药费由兰考县负责解决。院长立即去县城找来红霉素，当夜给戴留柱打了吊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戴留柱终于痊愈出院。

　　半年后，爷爷带着戴留柱回到兰考找到焦裕禄表达谢意，还带来了一家人舍不得吃的柿子饼。焦裕禄实在推辞不过，就当面尝了两个，剩下的又让戴留柱带了回去。

　　1963年的春节前，孔令换的妻子生了孩子，可因为家中时时断炊产后却没有奶水。妻子哀求丈夫给她买点红糖冲碗水喝。

　　孔令换攥着家中仅有的两毛钱跑到供销部，结果红糖都是一斤一包不零卖，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只能站在一旁暗自伤心垂泪。

　　恰好，焦裕禄也来到了供销部，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买了2斤红糖和5尺布，送到了孔令子的面前。

　　几天后，焦裕禄的母亲李星英，也由孙子用架子车推到了焦裕禄的墓前，因为第二天，老人就要回山东老家博山了。

　　老人抱着焦裕禄冰冷的墓碑，像是抱住了儿子瘦骨嶙峋的身躯一样，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裕禄，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在一起说话啦！娘老啦，走不动了，以后再也不能来看你啦！”

　　带领兰考县委领导来看她的那一天之前，李星英老人说谁都不许哭。可见面后，县委领导刚齐声喊了一句“老母亲好”，一个个竟呜呜哭出了声来。

　　事后，有人问李星英老人当初为啥不哭。老人说：“俊雅（焦裕禄的妻子）还年轻，又带着6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都要靠她一个人。我在那里哭，俊雅怎么活呀！”

　　第二天，李星英老人乘车回到了山东老家J9九游会官方网站。等火车到了博山的八陡火车站，老人一下车就趴在了地上，手抠着黄土大声哭道：“裕禄，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可疼死你娘了啊！”

　　谈起当年奶奶的两次恸哭，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说：“不是奶奶这样的女人，养养育不出父亲这样的儿子。奶奶的刚强、隐忍和处事方式，影响了父亲一生。”

　　焦裕禄去世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在兰考不能轻易提及焦裕禄的名字，因为这三个字有太多的悲壮，太多的遗憾，太多的伤感。

　　老人董必武也即兴赋诗《学焦裕禄同志》：长抱肝癌痛，劳累损其躯。不避风雨恶,不作饥寒呼。关心人民事，忘身直若无。

　　全县2574个生产队，除300多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实现了粮食自给，许多生产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

　　而1965年，兰考县连续旱了68天，从1964年冬天到1965春天，也相继刮了72次大风，但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因为19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把风沙给锁住了。

　　兰考，不知从那一年开始的风沙、洪水、盐碱的灾害，终于在焦裕禄曾经领导下的兰考人民面前低头了，兰考人民终于不在四处逃荒要饭了。

　　有位老大爷哭着说：“焦把心肝都埋在了盐碱地，埋在沙滩里啦。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焦这个党的县太爷，自个儿啥都没落下，只落下了两本书。种下的树苗，他没看到它们长大，种下的麦子，他连碗面汤都没喝上。他走后许多年，兰考人看着泡桐树心就发痛，吃口馍都想哭！”